〔内容摘要〕沿河自治县境内张、杨、冉、田四大姓的堂号，是汉族宗族传统与土家族原生文化交融的产物，承载着家族渊源、精神内核与文化认同。本文力求系统阐释堂号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超越血缘标识，成为凝聚宗族、传承家风、体现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揭示堂号作为文化符号在维系民族关系、推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主 题 词〕  民族融合    堂号文化    包容性   县域实践

堂号是中国家族文化的核心标识，兼具“精神商标”与“文化身份证”的双重属性，是家族在数百年历史中沉淀的文化密码。

一、堂号具有明显的姓氏特征和文化功能

土家族祖先将“崇德”“尚学”“守信”等价值理念融入堂号，使其成为烙印在子孙骨血中的精神图腾，成为连接个体与家族、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

具有姓氏特征的堂号可分为三类：其一为郡望类，如李姓“陇西堂”、张姓“清河堂”，以祖籍发源地标明家族根源，成为寻根问祖的关键线索；其二为事迹类，如杨姓“四知堂”源自东汉杨震拒贿典故，周姓“爱莲堂”传承周敦颐清廉家风，以先祖嘉言懿行训勉后人；其三为祥瑞类，如王姓“三槐堂”源于宋代王祐“手植三槐，预言子孙必出三公”的典故，寄托家族对未来的期许。此外，“敦本堂”“崇德堂”等通用堂号则以美德为核心，常为多姓共用，体现跨宗族的价值共识。

堂号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发挥着四大核心功能：一是寻根溯源，帮助海内外华人重构迁徙记忆，如沿河自治县的彭、李、董等姓共享“陇西堂”，印证了多民族姓氏的历史渊源；二是区分支派，同一姓氏因迁徙分化形成不同堂号，如李姓有八十多个堂号，王姓有几十个堂号，成为识别亲疏远近的标志；三是弘扬家风，通过堂号传递祖德，如“百忍堂”倡导忍让治家，“麦舟堂”纪念范仲淹济困扶危；四是跨姓联宗，不同姓氏共享堂号的现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民族血脉相连的文化包容性。

二、沿河张杨冉田四大姓的民族融合轨迹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是全国四个单一的土家族自治县之一，也是贵州省唯一的单一土家族自治县。该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4%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土家族，民族民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沿河四大姓聚居区更是土家族民间民俗文化实践的核心区域，如官舟张姓居住区域的花灯戏和傩堂戏；客田、中界、黑獭等田姓居住区域的土家礼仪与服饰，板场冉姓居住区域的土家山歌与饮食，甘溪杨姓居住区域的民间音乐与技艺等，皆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传承有方的“非遗”名片。县域内，尤以“唱土家山歌”“哭嫁”“跳土家傩堂戏”“划龙船”等著称，2010年沿河被授予“中国土家山歌之乡”。

沿河自古为土家族聚居地与多民族交汇地，唐宋设立羁縻思州，元代设立“沿河祐溪长官司”，明清延续土司制度，直至清末皆由田姓、冉姓、张姓等几大姓世袭统治。隋开皇二年（582年），陕西人田宗显受隋文帝派遣入黔，管辖黔中十八堡、沿河四十八渡，任“黔中刺史”，开启田氏在思州800余年的基业。最初，这些大姓的汉族祖先田宗显、张恢等背负“紫荆”或“清河”堂等沿乌江航道迁入，堂号最终成为维系中原文化认同的“精神界碑”，为离散族人圈出异乡的精神自留地。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北宋时期，中原耕读传统与土家族原生文化开始碰撞和交融，“鸾塘书院”的书声与土家薅草锣鼓交织，《黔南田氏宗谱》与祖先神廪君的故事在火塘边并置，堂号的边界逐渐软化，从宗族血缘的标识转变为文化融合的纽带。如在沿河北部流传一个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播的民间故事：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土家人懿德相友率部平定西南蛮夷，收复巴渝大片蛮夷割据之地，实现西南安定祥和。因征渝有功，宋真宗赐皇命四道，将他功升，镇守思州腹地，统治着今黔东北、渝东南几万平方公里的地盘。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懿德相友携妻田氏从云南回到思州，带来茶种并指导当地居民规范栽植茶叶，将本地特产贡奉朝廷，以致如今人们每年都会定期聚集沿河，共同见证祭茶仪式，拜祭“茶祖茶母”石像，参观“茶祖”“茶母”“盘龙”“夫妻”“相思”“凤冠”等珍贵古茶树。

——田姓“紫荆堂”：从家族团结到民族共融。田姓“紫荆堂”的由来，是民族融合的生动注脚。传说田氏三兄弟欲分家时，院中紫荆树突然枯萎，兄长田真感慨“树本同根，分则憔悴，况人乎”，兄弟遂放弃分家，紫荆树亦重新繁茂。这一故事被田氏族人代代传承，“紫荆同心”成为宗族议事中劝说各族群和睦共处的核心理念。而黑獭田姓船老板发明的“乌江歪屁股船”及以此为工具的“划龙船”比赛，则将“包容”精神转化为生活实践；这种船体适配乌江急流的设计，如同堂号文化一样，在适应本土环境中实现了文化的重构。

——杨姓“四知堂”：清廉家风的跨民族传承。沿河杨氏始祖主要有两支重要源流：一支是外来杨氏。沿河土家族杨氏主体为唐代杨再思后裔。杨再思（公元873年）与弟杨再韬率南蛮入播州、珍州，后调任源州，成为“飞山蛮”首领。还有宋代迁移沿河的，如甘溪杨光贵从秀山和酉阳迁入沿河，坝坨杨光彤从秀山迁入沿河，杨光贵、杨光彤后裔主要居住在沿河坝坨、河坎、甘溪等地。另外一支系为土著夷人。沿河部分毛田杨氏为古代巴人后裔，属土著夷人部落，后经湖广迁入渝黔交界，聚居黑水、甘溪等地。其远祖可追溯至周代杨侯国，后融入土家族共同体。

尽管沿河各地杨姓来源不同，而两支主流杨姓皆以“四知堂”为堂号；在土司统治时期，“四知堂”所代表的清廉家风成为治理地方的准则，深刻影响土家族首领，实现了伦理规范的跨民族传播。如今，沿河甘溪、淇滩等多地仍保留着“四知堂”宗祠，每年清明各族裔共同祭祀，成为民族和融的重要场景。

——冉姓“忠孝堂”：家国情怀的文化延续。冉姓堂号“忠孝堂”源于清代《圣喻广训》的教化影响，但其内涵早已融入土家族的精神内核。冉氏先祖冉守忠原籍夔州，宋代任西阳州知州，世袭至清雍正年间。土司时期，冉氏首领既效忠中央王朝，又维护土家民众利益；改土归流后，“忠孝堂”的精神被写入族谱，成为教育后人“爱国爱家”的准则。

——张姓“清河堂”：迁徙记忆的文化锚点。张姓“清河堂”以祖籍清河郡为标识，其先祖张恢于宋代从夔州迁入思州，后裔分任沿河祐溪长官司等职，历经数百年与土家族的融合；“清河堂”始终是张姓族人的文化锚点，张姓文化也融入了土家族元素，保留着结婚时举行回车马仪式，平时打绕棺和跳傩堂戏等习俗，形成“汉家堂号、土家风情”的独特文化形态。

从沿河民族识别过程知，以上四大姓堂号，皆在民族身份重新建构过程中，加持着土家族集体认同。那时，在缺乏书面语言与统一宗教的背景下，堂号成为追溯历史脉络、凝聚群体认同的重要线索。沿河四大姓堂号既保留中原文化基因，又吸纳土家族精神内核，在土家族识别与认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87年11月正式挂牌，这一行政建制的调整，既是对民族融合成果的官方认可，也印证了堂号文化在推动民族身份集体确认中的历史价值。

三、土家族堂号文化的当代实践与价值

沿河张杨冉田大姓土家族堂号文化的相融性、包容性特质，成为“团结自信，奋力争先”的沿河精神的历史根脉与文化底色，同时沿河精神在“十四五”末期、面向“十五五”发展关键阶段，已经凝聚成沿河区域发展的共识。近年来，沿河自治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挖掘堂号、民族习俗、乌江文化等本土文化资源，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全县打造乌江流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廊带，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七进”活动，举办龙舟赛、摆手舞大赛等民俗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23年，沿河荣获“全国第十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称号，民族堂号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理念，成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文化基础。

    同时，堂号文化所代表的包容开放、团结进步、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融入了县域经济发展实践。通过民贸民品企业培育、易地搬迁安置点“互嵌式社区”建设等举措，将堂号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转化为社会实践。全县成功申报“十四五”民贸民品企业141家，数量居全省第一，累计享受贷款贴息资金900余万元。中寨镇志强村引入“白叶一号”茶苗，争取中央、省级民族发展资金200余万元建设产业配套设施，覆盖近2000户群众，2023年该村获“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寨”命名。思州社区和舟社区、联桥社区打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社会环境，推动文化融入日常，让“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通过“文化+”融合模式，成功打造黑水镇“桃梨欢喜”农业园、沙子街道南庄村、祐溪街道红旗社区等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

堂号是根，家风是魂。在堂号文化和民族精神感召下，通过构建共同精神家园，不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人民网》曾宣传报道的中寨镇自强村“独臂羊倌”杨胜强从15岁起就养羊创业，20多年来，杨胜强让曾经的荒山变成致富山，养殖250只羊、100多头牛，他建立的养殖合作社近年来年纯收入在18万元以上。杨胜强以杨姓“弘农”“四知”的堂号为脉，怀自强不息之志，守清白坦荡之心，凭磊落立家声，让杨姓“四知”堂号精神在他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田氏堂号以“紫荆”为帜，喻手足同心、宗族共荣，彰显家国担当、守土尽责；而田氏“耕读传家、济困扶危”家风内核，历经千年沉淀，早已融入族人血脉。

中寨镇的养殖能手“羊妈妈”田秀珍是贵州省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铜仁市第二届、第三届人大代表，沿河自治县第八届、九届人大代表，她秉持“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初心信念，让田氏“宗族共荣”堂号精神发扬光大。她以“紫荆堂”的同心之魂，深知“独富不算富，共富才是福”的堂号要义，艰苦创业并与群众共同致富。她以永珍牧业合作社为纽带，拉起“统一选种、统一防疫、统一销售”的帮扶网。杨胜强在她手把手指导下，从门外汉变身为养殖大户；周边40余户村民跟着她养羊、务工，户均增收超10万元。她以耕读传家的家风底色，涵养崇德向善的品格，彰显着田氏“勤为本、善为根”的家风。她的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这种“艰苦创业、互敬互爱”的家风，既成就了她的事业，也在沿河树立了榜样，让田氏家风在新时代焕发出温暖人心的力量。2017年她被贵州省评为“三八红旗手”和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19年，她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她的“勋章”承载着田氏“家国同构”家风的时代认可，体现了她从家族的责任到民族的担当，为堂号精神与家风传承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中界镇庄严村的支书（主任）张勇以“敦亲睦族、正风守礼”为训，承张姓堂号精神，引领庄严村族亲践行“自治聚心、法治立规、德治润人”之道，凡族中大小事，聚而共商共议；牵头整饬红白理事会，以堂训为据规范婚丧嫁娶，倡简办薄办之风，斥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之陋，将移风易俗要义写入村规，今村内无一人滥办酒席，无一家违礼逾矩。

在沿河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古老的堂号文化从未过时，它是刻在骨子里的团结基因；优良的家风从未褪色，它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坐标。在全面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民族堂号与家风正通过一个个像田秀珍、杨胜强、张勇这样的传承人，转化为带动一方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全县各地各民族凭借堂号所承载的文化认同，正成为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

四、沿河堂号文化的传承现状与发展路径

当前，沿河堂号文化的传承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征。一方面，宗祠修缮、族谱续修等传统活动仍在开展，比如，官舟张氏宗祠的扩建，夹石杜氏宗祠的修葺，天宫井村杨氏宗祠的维修，让堂号有了具体的承载体，也让宗祠成为本姓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天宫井杨氏宗祠1934年贺龙、关向应等率红三军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6月至10月红三军“军部管理科”曾在此祠办公，赋予了宗祠红色文化的内涵和意义。2019年获得“乡愁馆”项目资金全面维修，让这处具有150多年历史建筑发挥着人心聚合作用。天宫井及周边杨姓，凡族内大事，皆在祠中商议决定；凡重大节日，如春节、清明、重阳等节日组织集会、唱戏。《杨氏族谱》《冉氏族谱》《田氏族谱》《熊氏家谱》《李氏家谱》等在近年间要么编修结束，要么正在紧锣密鼓编撰当中。

而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年轻族人对堂号文化的认知逐渐淡化，部分宗祠因年久失修濒临损毁，口述传承的堂号故事面临断代风险。比如，板场冉氏宗祠和官舟木梓岭杨氏宗祠等沿河大姓宗祠都毁于“文革”运动中。此外，堂号文化文献古籍的收集和研究多停留在民间层面，民宗、文旅部门，民族陈列馆、档案馆及地方志编纂机构，土家学会和乡贤协会等社会组织都缺乏系统的学术整理与传播。

因此，推动堂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学术研究，以土家学会、文联、政协文史委等组织和档案、民宗、文化等部门为主，系统整理四大姓堂号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建立堂号文化数据库；二是创新传播方式，融媒体中心、文化旅游协会、文物局、非遗中心、民族陈列馆、档案馆、学校等单位利用短视频、数字博物馆等现代技术，讲好堂号背后的民族融合故事；三是推动实践转化，将堂号文化融入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工作，打造“堂号+书屋”“堂号+民俗”“堂号+文旅”等特色品牌，让古老的文化符号焕发新的生机。

总之，沿河土家族张、杨、冉、田四大姓堂号，是中原汉族文化与土家族原生文化在乌江流域数百年交融的结晶。它们从单纯的血缘标识，演变为解读西南民族融合的文化密码，既锚定着中原文化基因，又吸纳了土家族精神内核，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动图景。在当代社会，堂号文化所蕴含的包容精神，通过文化赋能、产业融合与精神引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县域实践样本，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未来，在进一步挖掘堂号文化的当代价值过程中，一定会使民族堂号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促进民族共融的重要精神资源。

作者简介

李克相，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沿河自治县土家学会常务副会长，铜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

李庆容，贵州省土家学会会员，沿河自治县土家学会常务理事，铜仁市作家协会会员、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