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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灵的诗意舞动

时间：2020-03-20 15:29:00来源：土家族文化网作者：

                         作者：王昌忠  信息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在这个大千世界、浮华人世，有幸与诺源君以文字结缘，就有着一种认同之感而毫无隔膜之意。显然，原因在于我们本就有着共同的生命根系——不仅都是同一江清江水滋养了我们共同的身体，而且更都是同一种民族文化铸就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心理。作为一个土家人，尽管我知道我所依附的民族文化博大、神秘、悠远、幽深，但对其仅仅有着一鳞半爪、细枝末节的局部了解，而缺乏对其的整体、系统、全面认知。漂泊在外，每每被人问起我的民族文化特征时，我总是难以和盘托出其内核所在。因而，我一直期待着，期待步入我的文化的内部和深处，尽收其全貌、洞察其实质、把捉其根祗……

    随着年岁的增长，也随着漂游的越来越远，一方面是这份期待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也是这份期待越来越渺茫。是啊，这不仅是个物质化和功利化的时代，也是个现代化、都市化的时代，还是个同一化、整体化的时代，历史、传统被弱化，人文、精神被消减，类别、族群被整编，人们无意也根本无力确定、指认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以文化为视点进行审视的话，完全可以认为，今天的饮食男女，之所以浮躁如是、浅薄如是、虚渺如是，正是因为失却了可以皈依的根、可以凭附的本。就是在这种焦虑和不安中，诺源君将生我养我、培我植我的巴人（土家族）文化一股脑儿送到了我的面前，那么具体又那么抽象，那么鲜活又那么弥久，那么真切又那么迷幻，填充着我的心灵空间，拓展着我的期待视野。

    这便是诺源君《大地放歌》集上册史诗“巴国神曲”三部曲！浩浩荡荡五千行、洋洋洒洒数万字，展现在我面前的与其说是一部长诗、大诗，不如说是一部巨诗、伟诗！诗篇挺立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大生命形象。透过它，我看到的是正呕心沥血、一笔一笔构筑这个生命形象的诺源君的强健身影。尽管遍地“最美”、随处“模范”，对于我这样的所谓文学评论者和研究者而言，专门用来感佩、供以赞叹的还是这些文字工作者、文学生产者，是他们，也只有他们，能让我们暴涨的心海收敛、收敛，再收敛……

    诗歌是心灵的艺术，是文学中的文学，诗者因而享拥着“天才”等崇高美誉，正由于如此，诗者在很大程度上被神秘化、神话化了。诗者是诗神附体、写诗的过程乃灵感乍现等说法便是明证。就一般写诗经验而言，诗神的灵光的确不期而至，也的确稍纵即逝，一首诗的确就是在灵感陡至的瞬间或片刻经营而成的。然而，这肯定只是写作短诗的经验。想想，有哪一首长诗仅仅是凭一时的诗歌冲动和即时的灵感一气呵成的？而汪洋、浩瀚如“巴国神曲”三部曲这样的鸿篇巨制，别说写成，就是读完，也得花费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时间呀！那么，除了诗歌灵感和激情，诺源君还靠什么成就了这部巨型史诗呢？我说，靠的是不断吸纳又不断喷吐的诗歌能量，是反复采集又反复释放的诗歌强力，是愈摧愈坚的诗歌韧劲、越击越健的诗歌耐性！

    在文学诸样式中，诗歌当属自由度最高的，一般来说，诗歌写作是一种纵横驰骋、天马行空的心理活动。同样地，这一特性于史诗失去了有效性。史诗的处理对象和书写材质是“史”；也就是说，写作史诗，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史，历史构成了写作的阈限，历史是实存的、客观的，诗人只能去发现、整理、罗列，而不能随意去篡改、编造、加工。要写作“巴国神曲”这部关于巴人历史的史诗，首先就得厘清、展显巴人的历史脉象。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上，巴人文化不仅属于非主流的边缘文化，而且因多灾多难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况且现今研究巴文化的学者所持论述各不一样，对于这公元前316年就灭亡断代的巴国，其难度不言而喻。因此无论是采集、收罗还是核实、整合，都是一项极其艰辛、庞杂的巨大工程。不难想象，诺源君为此付出的劳作、心智以及恒心和毅力！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民族的文化径迹；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民族生存、生息活动的聚形和显影。在根本上，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类群之间之所以能够划界、区分，正是因为有着各自的文化徽记。独特的文化形态，无疑是巴人（土家族）坚韧而倔强地挺立于历史时空和民族之林的标识所在。诺源君在勾勒巴民族的历史时，在刻写土家族的集体形象时，不仅追踪了巴人“远古之来兮”的情形、“开疆之国兮”的场面，也扫描到了巴人“舞动之灵兮”的图景。诸如第三部曲“舞动之灵兮”也就是聚焦于具体“一个人”的受孕、出生、长大、学习、恋爱、结婚、生育、创业、求生一直到老年、死亡的生命历程。整部史诗以开天辟地、人类繁衍、生存环境、自然斗争、部落迁徙、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文化礼仪、生活习性、神灵信仰等为载体，彰显出巴人的生命事实和精神机理，从而突显出巴文化之根。包括丧葬文化在内的民族景观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那样亲切、那样地道。就像史诗三部曲通篇一直冠称的“你”，是巴人（土家族）的“你”，是历代祖先、英雄、神灵、后代的“你”，其间有诺源，有唐旭，也有陈卓，有我……

    然而，诺源君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述史于其而言更不具有本质论目的。《大地放歌》集上册“巴国神曲”的文类归属是史诗，而“史诗”的立足点是诗而不是史。何为诗，诗何为？“诗言志”这一古老命题告诉我们：诗是内心世界的言传，也就是情感、思想、意志、经验等精神心灵性存在的敞开和抒发。史诗的本体在诗，其内质自在抒情言志。史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情、其志是史作用于诗人的精神心灵的产物，也就是史实与诗人的大脑化合而成的情感、思想、意识，这既有诗人对历史的态度、立场，也有诗人对历史的理解、体察。史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不仅将史实引发的情思经验传达出来，同时也将勾连情思经验的史实叙述出来。事实上，在史诗中，史与诗是体和用的关系，然而，两者须同时亮相于诗歌文本之中。所以，诺源将上册“巴国神曲”设置为“浪漫主义为主”的“抒情叙事”，可谓深得史诗创作原则之三昧。

    “诗是语词的炼金术”，兰姆这一著名主题表明，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诗歌最终落实在语言的调遣和运用上，诗人的艺术功力最终也只能体现在语言的修剪和打磨上。正是通过搭建、设计语言，才有了修辞和文体，也才使题材、内容等发酵、蒸腾出了诗性和诗意。本来，所有诗歌概莫能外，史诗也应如此。然而，长期以来，史诗却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很好地忠实、遵循于上述定律。史诗之所以享有“特权”，一方面在于在发生学上史诗起源于民间，因而艺术上显得粗糙、朴素，以通俗、口语化为特色；另一方面在于大量史诗侧重于对史了陈述和言说，因而只顾及了历史的叙述而忽略了诗歌写作的语言套路。诺源君将上册“巴国神曲”视为诗而非史的显明标志就在于，巨诗中的360个诗章的诗体全部运用西方商籁体十四行诗的诗体形式，采用莎士比亚体，全部押abab、cdcd、efef、gg韵。而以这种体裁和文本，以这样的诗歌语言套路和特征，去写一个民族的史记及情感，这不仅开创了中国民族史诗的先河，也把长诗的艺术水准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此浩大的诗歌工程，如此虔诚的诗歌精神，如此精妙的语言运作，如此扎实的诗歌功底，不由得不让诗界击节叫好！

    一个民族因为有史，一个民族所以有诗，史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我们巴人早该有部波澜壮阔、腾挪跌宕的史诗，诺源君，你真幸运，在千万年的等待后，这部史诗居然——不，是终于——选中了你！

    作为你的巴人（土家族）兄弟，我默默凝视着你在这部史诗中越走越好，眼中充满了羡慕。  （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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