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一个不具备政治或经济资源优势的普通个体，都必然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严峻的经济压力教唆并迫使个体越来越将物质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标准加以接受。在这种扭曲、单一的价值观的挟裹之下，生活逐渐被价格和数字加以量化，人们渐渐丧失了对痛苦的感受能力而变得麻木，丰富的人性和鲜活的生命随之从身体中逐渐剥离，最终个体被异化为由货币、品牌等物质因素和符号系统所统治的“非人”。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社会资源的高度分化和分配上极度不公，使得普通群体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绞尽脑汁的机关算尽，各种道貌岸然的尔虞我诈，各种伪善疯狂的“成功学”……或许在多数人眼中，这种“特殊国情”显得那样的巨大，那样不可质疑且无法抗拒，挥之不去，无所逃避。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任何时代都会有少数人不惜承受巨大的风险与痛苦，为着某种信念或价值追求而毅然走向边缘，倾其所有，去追求人性与人类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无论这种选择是天性使然，抑或来自后天际遇的锻造。在我的眼中，谭天无疑是这个“少数派”中的一员。

       毕业以后的谭天没有选择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留在了北京坚持创作。为了完成一个底层青年执着的艺术理想与人生信条，他忍受着在考前培训班中枯燥、疲惫的教学生涯，忍受着各色客户的刁难与颐指气使，加工各种惨不忍睹的“高级定制”，忍受着在没有暖气的工作室中以泡面果腹，度过北京的漫漫严冬，忍受着无依无靠、前途未卜的明天，直到一切慢慢变得不那么糟……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尽可能维持经济与艺术创作的完全独立。

       谭天或许没有古代先贤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样恢弘壮阔的人生誓言，然而在他仍然十分有限的生命与艺术创造中，却始终渴望并竭尽全力，用心灵与双手，用倾注了全部热情与思考的作品，表达一个依然抱有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中国底层青年的真切的人生经验，以及这一庞大群体卑微但却散发着真实余温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

       在他的作品中，摇滚乐与诗歌——前者以根植于人类存在核心的生命力量展示生活，后者以象征和隐喻传达抽象的思辨与精神体验——被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绘画含蓄、内敛的艺术精神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兼具灵性、人文精神与触手可及的现实张力，最终形成一种带有强烈个人气质、特征的视觉语言风格。在其作品中，漫天飞舞的鸦群（不可预知的力量）、奔跑的马匹（希望或毁灭）、女孩（现实的情感关系）、飞机（偶然性）等元素，被安置于黑夜（危险、迷失与未知）、星空（灿烂的瞬间或假象）、蓝天白云（无限的时空或愿景）之下，空旷寂静的路口（未来、方向与选择）当中。

       如果仔细解读那些或虚幻荒诞或空旷飘渺，但无比自然、充满诗意的画面，我们看到的是将生活的另一面——那是一张被剥去面具，鲜血淋漓、沉默悲恸的面孔：我们的存在并非想象中那样牢不可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微妙、一言难尽；感情生活带给我们的，除了稍纵即逝的快乐和喜悦，更多是长久的猜疑、痛苦，沉重的现实负担与心有不甘；每一个笑容背后，都有一颗破碎的心，一个破碎的灵魂……谭天从不拒绝绘画中的文学性和叙事性，相反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两者与绘画语言的结合，建构一个特殊的领域，以折射变幻莫测的人类生活与心灵世界。

       他始终相信，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提供一种洞察的视角，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进行深入的观察与理解，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拥有灵魂（或者说精神内核），而得以避免走向虚无。正如其所言：“我是用绘画的方式去表达我的感受，绘画注定了我只能展现出一个‘结果’而非其过程。我希望这个‘结果’能够对社会有某些揭示。如果我的作品足够真诚，如果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来自我对这个社会的感受，那么它应该具备揭示的功能。”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多年前的寒冬深夜，我俩挤在逼沓破旧的板楼公寓中观看《搏击俱乐部》时的情景，我始终无法忘记当男主角走上公共汽车，面对墙上的CK内衣广告，肆无忌惮的说出：“有钱人真可悲，得按照名牌服装的尺寸来做人”时，他脸上那认同的表情；同样，我也记得他曾不止一次地重复《猜火车》中那段刻骨铭心、荡气回肠的独白——“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他妈的大电视、选择洗衣机、选择汽车、选择健康…… 选择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选择买第一间房子、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分期付款的三件头西装，在一个星期天早上，搞不清自己是谁。选择在沙发上看无聊透顶的节目，往口里塞垃圾食物……选择苟延残存、选择在老人院尿床、在像你一样的狗男女们面前丢脸、选择将来、选择生命…… 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为什么要选择？我选择不选择！” 他甚至会像信徒一般充满肯定，无可置疑地告诉你：“你得先放弃一切，你必须克服恐惧，面对你总有一天会死这个事实。只有抛弃一切，才能获得自由。”我想，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必须具有的觉悟。他清醒的意识到，在这样的时代中，如果坚持成为一名理想主义者，最终的归宿几乎只能是幻灭。就如同《星落下的地方》中，那两匹梦幻迷离的奔马，看似强壮矫健，春风得意，终点却是一片繁星凋落的虚无之所。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坦然接受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命运，因为他明白，即使生活将是一出悲剧，它依然可以充满力量，振聋发聩。

       几周前，微博上曾出现这样一条新闻：“美国一名30岁游戏死宅因游戏技术好，成为美国空军无人机的操作员。这名男子性格孤僻，深度废宅，30岁还住在父母的地下室里，正是这样的屌丝成为了美国空军的新宠儿。不同于真实空军，无人机不需要繁杂的专业知识就能操控，因此美国空军开始寻找射击游戏高手来担任无人机操作员。”谭天对此并无欣喜，反而流露出一丝唏嘘与伤感：“再也不会有‘红男爵’、哈特曼这样的王牌，英雄们永远谢幕了。”

       是的，或许英雄真的已经远去，永不复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沿着英雄的足迹，去寻找一种绝对的价值与崇高的生命体验。如果还有明天，谭天一定还会拿起手中的画笔，用自己的方式，向那些远去的伟大身影致敬，并完成自己作为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必须践履的使命与担当。而我更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人与我一起，见证一位艺术家的成长，见证一位理想主义者最终的命运与归宿——如果还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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