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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火坑屋

时间:2020-03-20 15:28:59来源:土家族文化网作者:吴昌钧

见过土家木房子的人,印象更深的当然是吊脚楼了,但住过土家木房子的人并不只对吊脚楼钟情,有一间屋是不能不提的,我们土家人叫它火坑屋。  


       传统土家木房似乎是习惯性的采用一种样式建造——五柱四骑三大间三小间。三小间叫房,睡觉的地方。我们不叫卧室,似乎一叫卧室就和山村不相合了,同时还觉得你这个人有点酸假酸假的味道。房并不大,放了一张六尺长四尺五寸宽的床,空间就所剩无几了。家里条件好的还摆上一张椿台,椿台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化妆台兼写字台。三间大的叫屋,一间做饭的地方,叫灶屋;一间供神的地方,叫堂屋;一间烤火的地方当然就是火坑屋了。 

       小时候,我也问过长辈,为什么叫火坑屋呢?父母总是含糊其辞,最后的解释就是,你看烧柴火不是要挖一个大坑吗?所以叫火坑屋啥。虽然不一定是最佳解释,但是也很有道理。我家的火坑更是深达四五尺,在老家那块可有点名气,据说这四五尺深的火坑还立过奇功。父亲告诉我的时候,满是感慨。那是一个关于老虎和穷人的故事,那年七岁的父亲和五岁的叔叔因为寒冬腊月没衣服穿,为了取暖,两兄弟就蹲在了火坑里面的两个角上。黄昏时分,一只大老虎双爪搭在火坑东门的门槛上,大吼三声后扬长而去。父亲每每说到此,总是说,老虎通人性,看见他们兄弟年幼穷苦可怜,就不忍心吃他们。 

       土家人有熏腊肉的习惯,从前一年的冬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家家户户的火坑屋屋顶总是青烟寥寥。火坑屋的上方横梁上总是挂满了大块小块的腊肉,这也似乎成了土家人富有的一种象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猪肉的多少、膘的厚薄就能准确判断这家女主人是否勤劳贤惠。“天啦,幺姨儿家年猪的膘足有四指。”“我的天,张家姐今年的肉有55块啊!”“我们这一块每年就数嫲嫲(土家方言,伯母的意思)的猪喂得最好。”不用说,这个“幺姨”还有“张家姐”还有“嫲嫲”都是说的我母亲。我母亲听到这样的感叹,满脸都是幸福,甚至还有些得意,不过她还是谦虚的说:“邬氏婆婆儿的猪足有四百斤啊!哪有她的大啊!”说完,还要补充一句,“哪天我也要到你们家看看你们的肉,肯定膘比我家的厚得多。”邻居亲戚谦虚一阵,笑一阵就开始聊今年的收成了,洋芋好多背篓,包谷大概好多斤,黄豆有没有一箩筐,花生,稻谷,甚至生姜、红苕都是要在一起说一说的。大概那时各家各户的钱太少,也不值得一提,很奇怪的是,也很少说到钱。不过,这几年,似乎不再议论包谷、洋芋多少了,更多的是谈哪家的男人挣了多少,哪家的堂客好能干,一挣就是三五万。 

       每到年关,火坑的柴火总是烧得旺,火烧得旺也能为第二年找个好兆头。柴火的上方吊着一个烧水的炉锅,把炉锅一取,放上一个铁三脚架,再把生锅往架上一放,倒点水,放一大坨滑猪油,锅里滋滋冒烟时,倒上一锅水,接下来就可以一锅接一锅的下白菜吃了。那种味道,简直没法形容。在我们兄弟仨特听话的时候,母亲一高兴还会为我们炖一锅腊蹄子,腊蹄子里煮海带坨坨儿,那种美啊,即使在今天的星级宾馆也很难享受得到。吃过了饭,父亲就照例假装问我们哥仨,想不想听唢呐?我总是抢着回答,想得很。话音还没落,我已经飞到房里,把唢呐请出来了。父亲照例是先用温水泡唢呐上的哨子,再然后就“呀呀嚯嚯”的吹起来。伤心处,曲调婉转,催人泪下;快乐处,曲调活泼,忍俊不禁。《状元打马游街》《女哭娘》《六指》《中指》永远也听不厌。每次吹到《女哭娘》的时候,我二哥总是逗我:“老幺什么时候娶个新姑娘回来呢?”这时我母亲就感慨说:“唉,如果真有个姑娘就好了。” 

       坐在火坑旁,猜谜是少不了的。一般是二哥出迷,要我猜。“两个老儿般般儿高,天天起来捡柴烧。”我猜不出来的时候,大哥就用力夹火钳,我就明白谜底了。“黑猫儿快吊死,红猫儿快笑死。”我还是猜不出,大哥就使眼色,对着炉锅和柴火。“一个老儿胖又胖,鸡巴儿长在额骨上。”“不准说下流话!”在我生气的时候,大哥二哥快笑岔气,然后提着茶壶又敲又打。“七八尺大的围圆,寸把高,秦家姐,抱着它的腰,肚子一挺,屁股一翘。”这次我吸取了教训,知道他们不会说下流话,想啊想,还是母亲提醒了我吃的米怎么来的,我说舂出来的呀。“到底怎么弄了才能煮?”“簸箕——”我脱口而出。大哥二哥为了鼓励我,几乎是异口同声:“老幺还没笨完。” 

       逢雨天或者雪天,我们不上学的日子,我们哥仨就唱歌来娱乐。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更不会有电脑,倘若哪家买了个收音机,那都会把邻居羡慕得半死。我们三兄弟,大哥唱的最少,二哥唱得最好。“正月思想正月正,奴家得了相思病。哥儿的喂,蛮到爹妈不做声。”据说这就是《相思歌》,那时我们是不懂相思的,长大了些才恍然明白。二哥唱到“对面山上一个郎啊,看得我心里慌。”我就会好奇的问,是“狼”要吃人?二哥回答说,也许是哪只“郎”要吃哪个小幺妹吧!“请看而今我呀啊的妻啊,我的妻子儿舍,不打地呀;去年打她——啊她呀啊跳水啊,今年是打她舍,她跳江啊。”唱到开心处,声音也越来越大,邻居小幺幺就会大声喊:“昌钧,你们几弟兄出来在塔巴(方言,稻场)里唱啥!”我们不出来,小幺幺就跑到我们火坑屋的窗子外面唱,就是不进屋。“唉呀我的妈,接我的人来哒……”我们唱《女苦娘》,小幺幺就唱《娘哭女》。我们唱“堂屋里扒呀扒呀,扒出一个青蛤蟆呀。”小幺幺就唱,“灶屋里刨呀刨呀,刨出一个青直彪(方言,毒蛇)啊。”我们歌颂毛主席,“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小幺幺就歌唱华主席,“交城里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里住了个华政委”。歌声不断,一唱就是半天,那感觉绝不亚于今天的KTV。那种单纯的快乐,我都不晓得怎么告诉你,因为三十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感受到这种原生态的快乐了。玩累了,唱累了,我们就开始在火坑里烧洋芋,烧花生,烧板栗,烧红薯,烧我们想烧又能吃的东西。最有意思的是烧青辣椒,把刚从地里摘回的辣椒在火上面一烤,然后撕成片放在碗里,再撒点盐,那就是世间美味啊! 

       火坑屋也是父母跟我们三兄弟上“政治课”的地方,记得我们曾经欺负了邻居陆华儿,我母亲把我们兄弟仨一顿骂,有一句话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陆华儿跟你们一样都是老实坨,你们怎么能欺负他呢?按照母亲的要求,我们兄弟几个乖乖的到陆华儿家跟他赔礼道歉,第二天我们就和好如初了。像这样的做人之道,是父母经常要说的,我们兄弟仨听话懂事也在当地出了名的,小学老师也认为我们老实温和得像女孩,经常称呼我们“三姐妹”。开始我还以为是老师口误,最后才发现,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称呼褒奖我们兄弟的听话。 

       山村在不断变化,工业文明也在不断冲击着我们那儿仅存的几座木房子,令人遗憾的是火坑屋的那种热闹和快乐也逐渐远去。无数次梦中回到了我儿时的火坑屋,等到梦醒时,面对的却是水泥砖墙、钢筋门窗,那种失落我真的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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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火坑屋

时间:2020-03-20 15:28:59

来源:土家族文化网

作者:吴昌钧

见过土家木房子的人,印象更深的当然是吊脚楼了,但住过土家木房子的人并不只对吊脚楼钟情,有一间屋是不能不提的,我们土家人叫它火坑屋。  


       传统土家木房似乎是习惯性的采用一种样式建造——五柱四骑三大间三小间。三小间叫房,睡觉的地方。我们不叫卧室,似乎一叫卧室就和山村不相合了,同时还觉得你这个人有点酸假酸假的味道。房并不大,放了一张六尺长四尺五寸宽的床,空间就所剩无几了。家里条件好的还摆上一张椿台,椿台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化妆台兼写字台。三间大的叫屋,一间做饭的地方,叫灶屋;一间供神的地方,叫堂屋;一间烤火的地方当然就是火坑屋了。 

       小时候,我也问过长辈,为什么叫火坑屋呢?父母总是含糊其辞,最后的解释就是,你看烧柴火不是要挖一个大坑吗?所以叫火坑屋啥。虽然不一定是最佳解释,但是也很有道理。我家的火坑更是深达四五尺,在老家那块可有点名气,据说这四五尺深的火坑还立过奇功。父亲告诉我的时候,满是感慨。那是一个关于老虎和穷人的故事,那年七岁的父亲和五岁的叔叔因为寒冬腊月没衣服穿,为了取暖,两兄弟就蹲在了火坑里面的两个角上。黄昏时分,一只大老虎双爪搭在火坑东门的门槛上,大吼三声后扬长而去。父亲每每说到此,总是说,老虎通人性,看见他们兄弟年幼穷苦可怜,就不忍心吃他们。 

       土家人有熏腊肉的习惯,从前一年的冬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家家户户的火坑屋屋顶总是青烟寥寥。火坑屋的上方横梁上总是挂满了大块小块的腊肉,这也似乎成了土家人富有的一种象征,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猪肉的多少、膘的厚薄就能准确判断这家女主人是否勤劳贤惠。“天啦,幺姨儿家年猪的膘足有四指。”“我的天,张家姐今年的肉有55块啊!”“我们这一块每年就数嫲嫲(土家方言,伯母的意思)的猪喂得最好。”不用说,这个“幺姨”还有“张家姐”还有“嫲嫲”都是说的我母亲。我母亲听到这样的感叹,满脸都是幸福,甚至还有些得意,不过她还是谦虚的说:“邬氏婆婆儿的猪足有四百斤啊!哪有她的大啊!”说完,还要补充一句,“哪天我也要到你们家看看你们的肉,肯定膘比我家的厚得多。”邻居亲戚谦虚一阵,笑一阵就开始聊今年的收成了,洋芋好多背篓,包谷大概好多斤,黄豆有没有一箩筐,花生,稻谷,甚至生姜、红苕都是要在一起说一说的。大概那时各家各户的钱太少,也不值得一提,很奇怪的是,也很少说到钱。不过,这几年,似乎不再议论包谷、洋芋多少了,更多的是谈哪家的男人挣了多少,哪家的堂客好能干,一挣就是三五万。 

       每到年关,火坑的柴火总是烧得旺,火烧得旺也能为第二年找个好兆头。柴火的上方吊着一个烧水的炉锅,把炉锅一取,放上一个铁三脚架,再把生锅往架上一放,倒点水,放一大坨滑猪油,锅里滋滋冒烟时,倒上一锅水,接下来就可以一锅接一锅的下白菜吃了。那种味道,简直没法形容。在我们兄弟仨特听话的时候,母亲一高兴还会为我们炖一锅腊蹄子,腊蹄子里煮海带坨坨儿,那种美啊,即使在今天的星级宾馆也很难享受得到。吃过了饭,父亲就照例假装问我们哥仨,想不想听唢呐?我总是抢着回答,想得很。话音还没落,我已经飞到房里,把唢呐请出来了。父亲照例是先用温水泡唢呐上的哨子,再然后就“呀呀嚯嚯”的吹起来。伤心处,曲调婉转,催人泪下;快乐处,曲调活泼,忍俊不禁。《状元打马游街》《女哭娘》《六指》《中指》永远也听不厌。每次吹到《女哭娘》的时候,我二哥总是逗我:“老幺什么时候娶个新姑娘回来呢?”这时我母亲就感慨说:“唉,如果真有个姑娘就好了。” 

       坐在火坑旁,猜谜是少不了的。一般是二哥出迷,要我猜。“两个老儿般般儿高,天天起来捡柴烧。”我猜不出来的时候,大哥就用力夹火钳,我就明白谜底了。“黑猫儿快吊死,红猫儿快笑死。”我还是猜不出,大哥就使眼色,对着炉锅和柴火。“一个老儿胖又胖,鸡巴儿长在额骨上。”“不准说下流话!”在我生气的时候,大哥二哥快笑岔气,然后提着茶壶又敲又打。“七八尺大的围圆,寸把高,秦家姐,抱着它的腰,肚子一挺,屁股一翘。”这次我吸取了教训,知道他们不会说下流话,想啊想,还是母亲提醒了我吃的米怎么来的,我说舂出来的呀。“到底怎么弄了才能煮?”“簸箕——”我脱口而出。大哥二哥为了鼓励我,几乎是异口同声:“老幺还没笨完。” 

       逢雨天或者雪天,我们不上学的日子,我们哥仨就唱歌来娱乐。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更不会有电脑,倘若哪家买了个收音机,那都会把邻居羡慕得半死。我们三兄弟,大哥唱的最少,二哥唱得最好。“正月思想正月正,奴家得了相思病。哥儿的喂,蛮到爹妈不做声。”据说这就是《相思歌》,那时我们是不懂相思的,长大了些才恍然明白。二哥唱到“对面山上一个郎啊,看得我心里慌。”我就会好奇的问,是“狼”要吃人?二哥回答说,也许是哪只“郎”要吃哪个小幺妹吧!“请看而今我呀啊的妻啊,我的妻子儿舍,不打地呀;去年打她——啊她呀啊跳水啊,今年是打她舍,她跳江啊。”唱到开心处,声音也越来越大,邻居小幺幺就会大声喊:“昌钧,你们几弟兄出来在塔巴(方言,稻场)里唱啥!”我们不出来,小幺幺就跑到我们火坑屋的窗子外面唱,就是不进屋。“唉呀我的妈,接我的人来哒……”我们唱《女苦娘》,小幺幺就唱《娘哭女》。我们唱“堂屋里扒呀扒呀,扒出一个青蛤蟆呀。”小幺幺就唱,“灶屋里刨呀刨呀,刨出一个青直彪(方言,毒蛇)啊。”我们歌颂毛主席,“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小幺幺就歌唱华主席,“交城里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里住了个华政委”。歌声不断,一唱就是半天,那感觉绝不亚于今天的KTV。那种单纯的快乐,我都不晓得怎么告诉你,因为三十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感受到这种原生态的快乐了。玩累了,唱累了,我们就开始在火坑里烧洋芋,烧花生,烧板栗,烧红薯,烧我们想烧又能吃的东西。最有意思的是烧青辣椒,把刚从地里摘回的辣椒在火上面一烤,然后撕成片放在碗里,再撒点盐,那就是世间美味啊! 

       火坑屋也是父母跟我们三兄弟上“政治课”的地方,记得我们曾经欺负了邻居陆华儿,我母亲把我们兄弟仨一顿骂,有一句话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陆华儿跟你们一样都是老实坨,你们怎么能欺负他呢?按照母亲的要求,我们兄弟几个乖乖的到陆华儿家跟他赔礼道歉,第二天我们就和好如初了。像这样的做人之道,是父母经常要说的,我们兄弟仨听话懂事也在当地出了名的,小学老师也认为我们老实温和得像女孩,经常称呼我们“三姐妹”。开始我还以为是老师口误,最后才发现,老师是想通过这样称呼褒奖我们兄弟的听话。 

       山村在不断变化,工业文明也在不断冲击着我们那儿仅存的几座木房子,令人遗憾的是火坑屋的那种热闹和快乐也逐渐远去。无数次梦中回到了我儿时的火坑屋,等到梦醒时,面对的却是水泥砖墙、钢筋门窗,那种失落我真的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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